第106章思想

皇太极所做的一切也都有自认为合理的思想支撑。

在天聪初年，皇太极基本继承了乃父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，认为上天威力无穷，可以立君，可以兴国。

他曾说：“天下诸国，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。”又说：“兴之、扬之、定之，悉在于天，非人力所能强得也。”

对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间是非这一点，至少在天聪西年，也就是公元1630年以前他还是信从的。

天聪元年，明朝天启七年，公元1627年，在遗朝鲜国王李倧书和致明宁远守将袁崇焕书中都说：“惟天至公，不视国之大小，而视事之是非。乃以我为是，以明为非。”

对“上天眷命”也存有一定信心。

尤其在他亲率军队征明，一举攻克遵化城时，兴奋地宣谕将士：“己蒙天佑，克奏肤功。然此犹佑我之小者，后此之佑命锡福者，更大有在也。”

对上天“佑命锡福”抱有很大期望。

然而综观皇太极一生言行，可以看出，虽则他对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，但“天命靡常”则是他思想的主流。

在永平、滦州得而复失之后，天聪五年，明朝崇祯西年，公元1631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大凌河，临行前他对诸臣说：“今日天心所向，岂能预知。朕惟欲体仁行义，制敌养民而己。尔诸臣当申明法纪，教诫士卒，恪遵训谕，切识于心。”

对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后金心中没底，流露出天命无常的思想意识。

天聪八年十二月，牛录章京刘学诚条奏建天地坛，皇太极览奏后答曰：“至于建郊社，立宗庙，未知天意何在，何敢遽行。果蒙天佑，克成大业，彼时顺承天心，恭议大典，未晚也。”

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天命无常的思想。

在皇太极看来，天命无常，“天道甚微”， 天命是否归于后金是个未知数，但君主在上天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，天意是可以通过君主的行为来改变的。

他吸收了中国原始儒学中的“德政”思想，提出了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的进步天命观。

他对文馆诸臣说：“见史臣称其君者，无论有道无道，概曰天子。殊不知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，必有德者，乃克副天子之称。今朕承天佑，为国之主，岂敢遂以为天子，为天所亲爱乎？倘不行善道，不体天心，则天命靡常，宁足恃耶。朕惟有朝乾夕惕，以仰邀天鉴而己。”

翻译过来就是我看到史官在称呼君主时，无论其治国是否有道，一概称为“天子”。他们却不知道，上天并无偏私，只辅佐有德行的人。唯有具备德行的君主，才配得上“天子”这一称号。如今我虽受上天庇佑成为一国之君，岂敢自认为是“天子”、是上天偏爱的存在？倘若不推行善政、不体察天意，那么天命无常，又怎能依赖它呢？我唯有终日勤勉谨慎、自省不息，以此祈求上天的明察与庇佑，此外别无他途。”

认为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，只有“体天心”“行善道”的“有德者”才配得上天子之称。

朱厚照：“所以你们清朝做到了吗？”

皇太极：“我翻译《辽宋金元史》汲取治乱经验，禁野史妄言，奠定满汉文化融合基础。”

康熙帝：“ 每日寅时我批奏折，终身坚持，创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”等惠民政策。”

雍正帝：“我刻“朝乾夕惕”印自勉，日理奏折至深夜，整顿吏治，充盈国库。”

乾隆帝：“ 我强化忧患意识， 推动反腐革新，巩固执政根基！”

溥仪：“反腐？”

乾隆帝：“这么好的队形，我怎么能破坏了啊。”

雍正帝：“不适合的圈子可以不要硬融。”

乾隆帝：“…………”

皇太极对国家发展上也有清晰的目标，他在国力较弱之时，曾采取对明暂时议和，以争取时间的战略。

但大臣们都知悉入关夺取明政权是皇太极的夙愿；即所谓“皇上志在中原” 。

天聪元年，明天启七年，公元1627年，后金与明的宁锦之战，大小数十次，后金以失败告终。

是年，因朝鲜李倧政权采取敌视后金之策，刚刚继位的皇太极，即命阿敏等攻打皮岛的毛文龙，顺击李氏政权；首至李倧请和 。

但此时与努尔哈赤之时己不同，后金势力己经壮大，并不惧怕李氏政权从后方对其攻击，故皇太极要采取的是进攻战略。

但却遭到贝勒们的反对，故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战略思想出现争议。

皇太极是通过盛京君臣大讨论，对明、蒙、朝三大敌方势力进行战略判断，并及时地对原有判断作出调整。

皇太极最终战略目标是明朝，攻明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原则性、纲领性任务。

但贝勒们的“共识”中'有一个“隐患”，就是太过轻松地估计了对明作战，没有深刻地考虑到对明作战的旷日持久，这一点只有皇太极有思想准备。

在总的战略之中，根据战局发展，突然派兵征伐李倧，解决后顾之忧。

而从天聪年间起，西次入塞征明，也证实了要灭明是需要一些时间的。

这正如皇太极的伐大木理论所言：取燕京如伐大树，需要从两旁斫削，则大树自仆。

明朝虽己腐朽不堪，但作为一株百年大树，尚未达到自仆的程度。

而先解决李氏政权这个后顾之忧，无疑会为后金增加新的人力、物力；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后顾之忧。

而后崇德年间迫使李氏政权臣服，确实证实了皇太极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。

皇太极从天助神佑的天命观出发，强调“用兵征伐，有道者，蒙天佑；无道者，被天谴” 。

认为自恃其力，恣行杀夺，人心未合，必然失败；力行仁义，勤治农桑，发展经济，扩充实力，争取民心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积极发展军事力量，先后组建蒙古八旗、汉军八旗，完善了八旗兵制。要求部队严格训练，“操演娴熟”。

在保持和发展八旗兵骑射长技的同时，重视采用先进的军事技术，利用汉人工匠制造红衣炮，组建炮兵部队，增强战斗力。

治国治军，主张以人才为本，不论民族、资历，惟才是用。

以“满汉一体”为号召，争取汉人支持，重用汉人降臣降将，以汉治汉。

继承努尔哈赤“伐大木”的战略思想，并根据后金“家邦未固”、“西境逼处，素皆不协”的内外形势，进一步确定了先征服弱小之敌，拆散敌人之间的联盟，解除后顾之忧，尔后集中力量攻击强敌，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。

改变努尔哈赤单纯依赖武力连续攻明的战略，采取讲和与自固的灵活政策，以达到麻痹敌人，争取民心，赢得时间，壮大自己的目的。

他五次派兵避开明朝坚固的正面防线，绕道入塞，深入京畿，不断削弱明朝实力，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，为最后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。

在作战上，善于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，采取不同的战法和策略：大军压境，速战速决；掘壕筑墙，久困长围，围点打援；武力征讨与政治招抚相结合，成功地指导了对朝鲜、漠南蒙古和明朝的战争。

皇太极的军事思想，吸收了中原汉族军事文化，丰富和发展了满族的军事思想，在清代前期有重大影响。

金庸：“皇太极的智谋武略，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，本身的才干见识，不在刘邦、刘秀、李世民、朱元璋之下。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，由于种族偏见，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。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、豁达大度、高瞻远瞩、明断果决，自唐太宗以后，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。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，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