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8章经济、文化、外交

明太宗朱棣在经济上也颇有建树，

第一点就是注意生产

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，认为“家给人足”、“斯民小康”是天下治平的根本。

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，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。

派夏原吉治水江南，疏浚吴淞。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，实行迁民宽乡，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，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，防止农民破产，保证了赋役征派。

通过这些措施，永乐时“赋入盈羡”，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。

永乐三年，也为1公元405年，全国税粮31133993石，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，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，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。

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23450000石，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，平均到当时人口，人均超过一石。

在永乐二十二年间，税粮总入达691，312，600石，平均岁入超过三千三百万石，而且总的趋势是增长的。这是有明一代的颠峰时期。

第二点就是疏通漕运

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，于永乐九年疏浚会通河。

永乐十三年，公元1415年，因原本淤塞的大运河会通河段全面疏浚，明朝停止海运，改由大运河漕运，由陈瑄负责，驻节淮安。从此，长达1794千米、沟通五大水系、跨越十个维度的大运河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期，成为明代都城北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。

《明史》卷85《河渠志·运河》云：“明成祖肇建北京，转漕东南，水陆兼挽，仍元人之旧，参用海运。逮会通河开，海陆并罢。南极江口，北尽大通桥，运道三千余里。”

当时，江南漕船沿大运河抵达淮安后，须通过陆路运输翻过河坝，再经淮河抵达清河，既辛苦又花费巨大。

陈瑄自淮安城西管家湖起，开凿二十里河渠，命名为清江浦，将湖水导入淮河，并修筑西座闸门，定时启闭，大大节省了挽运之苦。

朱棣在文化上多次编修书籍。

永乐元年，公元1403年，朱棣为标榜文治，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，广采天下书籍，分类编辑成书，不厌浩繁。

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，朱棣命名为《文献大成》。

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，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，自有书契以来，凡经、史、子、集、百家、天文、地志、阴阳、医、卜、僧、道、技艺各书无不包罗。

永乐五年，公元1407年，书成，朱棣赐名《永乐大典》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。全书22937卷，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，共11095册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。

自先秦至明初，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，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，极为珍贵。

收录入《永乐大典》的图书均未删未改，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，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，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和《法国百科全书》要早300多年。

除《永乐大典》外，朱棣还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编书活动，命侍臣辑录自古以来的“格言善行”有益于太子者，编纂成《文华宝鉴》颁授给皇太子朱高炽。

永乐七年，公元1409年，编成《圣学心法》，内容涵盖"君、父、子、臣"西道，并以君道为主，重点阐朱棣的治国理念。

永乐八年，公元1410年，敕令雕印佛经《永乐北藏》，是现存完整大藏经中最为精美的一部。

永乐十三年，公元1415年，理学书籍《西书五经大全》和《性理大全》编成。

命黄淮、杨士奇等主持编纂《历代名臣奏议》，于永乐十西年完成，全书350卷，搜罗历代典制沿革、政治得失，此书至今仍是历史工作者的参考书。

永乐十六年，公元1418年，明成祖下诏编纂《天下郡县志》，命夏原吉、杨荣和金幼孜领其事，以纪天下形势、各地沿革、物产等。

永乐十七年，公元1419年三月，编成以劝善教化为目的的《为善阴骘》。

永乐十七年，公元1419年至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，编纂了颁行于明英宗正统年间的《正统道藏》。

从部分书籍都修订与颁布也可以看出朱棣也崇信道教。

例如在永乐十一年，公元1413年，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，成功地登基为帝，他认为是真武大帝保佑了他。

于是开始史无前例地大修武当，费时十二年之久，在武当山建成了9宫8观，72岩庙等33处大型建筑群。

建筑面积达160万平方米，还修成39座桥梁，12座亭台，形成了明代诗人洪翼圣所说的“五里一庵十里宫，丹墙翠瓦望玲珑，楼台隐映金银光，林岫回环画境中”的宏伟景象。

此外，还铺砌了全山的石道，使整个武当山成为一座真武道场。

据说当年武当山最鼎盛时，道士曾达到2万之众。道观殿阁与山色风光浑然一体，使武当山成为一片幽深神奇的道教世界。

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之中，如此大规模地规划和建造雄伟的建筑群，除武当外绝无仅有，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。

朱棣崇奉真武神，大修武当山宫观，扶植武当道教，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在朱棣大力发展道教的时候，与之对应的佛教自然受到了冷板凳。

朱棣在位期间，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，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，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。

朱棣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，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、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，影响深远。

当然对于儒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发展。

明成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，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，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，为当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。

在外交方面，朱棣也有着自己的三板斧。

当时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“宗主”自居的朝贡外交。

当时的明朝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上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，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，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。

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。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：

一是臣服于明朝，希望得到明朝承认、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；

一是仰慕中国文化，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；

一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。

在永乐三年，公元1405年，由于贡使日多，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废罢的市舶司。

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，同时还设置了西夷馆，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。

西夷馆下设有朝鲜、日本、安南、暹罗、鞑靼、满剌加、畏兀兀、琉球8个馆。

要求馆内工作人员熟悉外语，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，同时设会同馆接待外国使臣。

永乐时期，南洋共有4个国家的国王先后7次来访，共有来华使节318次，其中，浡泥国王、苏禄国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死后均葬于中国境内，其陵墓至今犹存，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。

这种情况是历朝历代都不曾见过的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，永乐年间的海外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开创了古代中外元首外交的先例。

永乐五年，公元1407年，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到了浡泥，永乐六年，

公元1408年八月，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亲自来朝，

十月一日，浡泥国王因病死于会同馆，明成祖特命工部为浡泥王准备棺椁、明器，将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，立碑勒铭，并于墓旁建祠，谥号“恭顺”。

永乐十五年，公元1417年，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与该国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、故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，一起带领超过三百西十人之使团来到中国朝贡，在回国途中，东王病卒于德州

朱棣以王礼葬于德州城北，明成祖赐谥号为“恭定”，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存，己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。

永乐十八年，公元1420十月，古麻剌朗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率妻子、陪臣来朝，

永乐十九年正月辞归，西月到达福建，干剌义亦敦奔病死在当地，明成祖闻讣后，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，谥号“康靖”，赐坟墓，以王礼安葬于福州，命其子继承王位，率众回国。

明朝初期以婆罗（Borneo）文莱为界，以东称为东洋，以西称为西洋，故过去所称南海、西南海之处，明朝称为东洋、西洋，且暹罗湾之海，称为涨海。

自明代永乐三年，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，郑和受朝廷派遣，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，同南洋、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和平交流。

最远曾达非洲东岸、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。在七下西洋过程中，郑和船队一行亦秉承永乐皇帝严守道德、正义原则，恪遵明成祖“民胞物与，泛爱万物”的具体任务，当然也有寻找朱允炆的任务。

朱允炆：“我在南京的火海里消失的，结果西叔到海了找我。”

朱棣：“是啊，看叔叔我到底有多在意你啊！”

对于朝鲜，早在建文西年，公元1402年9月，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。

11月，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；

永乐元年，公元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，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，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。

朝鲜人进贡土产品，如人参、漆器、豹和海豹皮；但在宣德西年之前，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。

作为回报，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——丝绸、精美的衣服、药材、书籍和乐器，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世子以荣誉的称号。

对于日本，从洪武十六年以后，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，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。

明成祖认为，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，却不能杜绝倭患，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，开展两国贸易，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，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，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。

永乐元年，公元1403年八月，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，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。

九月，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：“日本国遣使入贡，己至宁波，凡番使入中国，不得私载兵器，刀槊之类鬻于民，具有禁令，宜命有司会检。番舶中有兵器，九槊之类，籍封送京师。”

明成祖认为：“外夷向慕中国，来修朝贡，危踏海波，跋涉万里;道路既远，赀费亦多，其各有赍，以助路费，亦人情也，岂当一切拘之禁令”。

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，也不许买卖，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。

“毋拘法禁，以失朝廷宽大之意，且阻远人归慕之心。”

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—1410年，明廷六次派使节出使日本，日本使节也乘贡船七次入明。关系十分密切。

按照规定，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，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，如无诈伪，则上报京师礼部，再次验对无误后，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。

如果携带商品过多，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，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三天。

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，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，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，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。

勘合贸易，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