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0章争议（2）

【网友】：“不得不说关于皇室都八卦确实多，北宋仁宗还被编排出狸猫换太子出来。”

赵祯：“狸猫换太子？”

“诛十族”这个来历据说是方孝孺面对奉天靖难之后成功入驻南京的朱棣，十分不满，面对朱棣威胁说要诛他九族时，方孝孺豪气一说“诛我十族又何妨！”

然后朱棣满足了方孝孺大愿望，十族一起打包送给阎王充业绩了。

南开大学南炳文、汤纲所著《明史》中沿用“诛十族”的说法。此外，原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的《永乐皇帝大传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《永乐皇帝大传》也用此种说法。

关于朱棣对方孝孺“诛十族”的说法，有学者提出质疑。

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。方孝孺殉难事迹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是《奉天靖难记》。

至《立斋闲录》成书的成化末至弘治中后期，“诛十族”的说法还没有出现。

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信息自明中叶以后有增加的趋势，尤以郑晓所记《文学博士方孝孺》为综合诸多说法的代表。

而“诛十族”一说自弘治、正德年间以文本形式出现后，开始被人们引用或重视，但也仅是作为一种说法，并未成为方孝孺殉难事迹不可缺失的一部分。

至明末，方孝孺殉难事迹与“诛十族”联系得非常紧密，很少有文献在涉及他的殉难事迹时不谈及“诛十族”的。

入清之后，清代官方史书未采行“诛十族”的说法和叙事，但大致保留了方孝孺殉难事迹中的其他信息。

此时在民间和私修史书中“诛十族”情节仍然与方孝孺殉难事迹紧密结合且广泛流传。

福临：“这可不是我们大清编排的啊，分明是你们内部自己搞出来的。”

通过梳理明代几种主要文献中的方孝孺殉难事迹，可以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加入，其中就包括“诛十族”说。

综合考量历史和法律、制度文献，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过程是由很多因素综合导致的。

其一，方孝孺在信奉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心中确实很冤，他践行儒家的忠义，最后死于气节，符合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，所以明朝历代均有对其表示同情的士大夫，并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兴起逐渐被平反，而平反的过程又促进方孝孺殉难叙事的丰富。

其二，方孝孺的持节守义彰显了士大夫的忠义精神，成为后世士大夫的楷模，也成为伸张士大夫政治的精神象征，在启、祯两朝更是成为东林人士的精神榜样。

其三，明末关于方孝孺的殉难叙事中均有“诛十族”的内容，入清以后更是广泛流传。

正是上述原因的作用，才形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包含“诛十族”在内的方孝孺殉难事迹。故而有学者认为，“诛十族”只是一种传说，并非史实。

这是明面上的争议，但在关注度不怎么高的地方，争议也是不少，比如政治举措方面。

虽然朱棣在位时期，明朝国力达到顶峰，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但不可忽略的是，这期间同样存在着社会问题，五征蒙古、出兵安南、以及迁都北京等浩大壮举同时也耗费了很大民力。

尽管朱棣竭力爱抚百姓、体恤农民，减免赋税并赈济灾害，但其仍是好大喜功之人，由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落后性和固有的阶级矛盾，其耗费民力的重大举动为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，导致民乱、农民起义时有发生。

永乐十八年，山东地区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民不聊生的局面，爆发了唐赛儿起义。

明成祖发动了征讨安南的战争后，朝鲜国王李芳远在与臣下议论时提出：“我皇帝本好大喜功，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，必兴师问罪。我则以为，一以至诚事之，一以固城垒，蓄粮饷，最是今日之急务。”

礼曹判书许稠所言：“今皇帝凡所施为，多非有道之事。”

可以说，在“永乐盛世”的风光背后，依靠的是辅臣夏原吉等人的苦心经营，消耗的是百姓的辛劳汗水，后人对于这一时期的富庶曾说“永乐初年，承废弛之后，府库空虚，一时赐赉功臣，大封亲藩，而又招集诸儒编辑大典，未几而有安南之役，有营建京兆宫殿之役，费以万万计，而户臣夏原吉殚力经营，未尝告之”。

面对五征蒙古，朱棣的“五出三犁”有得亦有失，晁中辰认为此举“有力地抵御了蒙古诸部的侵扰，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北部边境的安宁，北边鞑靼和瓦剌的均势基本得到恢复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力对中原大举进犯。

同时，明成祖对降附人员采取开明的优抚政策，致使蒙古诸部不断有人内附，从而加快了蒙汉人民间的融合和交流，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无疑是个重要的贡献。”

毛佩琦则对朱棣五出漠北基本持否定态度，“以朱棣的胸怀，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，他的征交阯、下西洋、出西域等等，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。

唯独北征蒙古，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，垒土九仞，功亏一篑，每读史至此，常为惜之。”叹惜朱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，但惟独对北征蒙古留下遗憾，并在著作中细致分析了北征蒙古的不可取性。

滕新才认为，这是朱棣好大喜功性格的产物，劳而无功，导致明朝国库空，有很大的负面影响。

用人方面也有些争议，明成祖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中，被评价为“知人善任，表里洞达”，身边围绕了一批贤臣良佐，在驾驭群臣过程中，各方面都考虑周全，区别对待旧臣，量才任用藩邸旧部，削除威胁中央政权的藩王，实施内阁制，加强吏治建设，驭臣有方。

但也有一些用人方面的过失。

对于真心归降的建文旧臣，明成祖能够做到不计前嫌、择才用之，而对于那些不肯归降的人则大开杀戒。

他任用酷吏打杀异己，如解缙、周新等忠臣便死于酷吏之手。

其乾纲独断的为政风格，也使得不少敢于首言的朝臣因言获罪，主事萧仪因反对其迁都北京便被下狱而死，“侍读李时勉、侍讲罗汝敬俱下狱，御史郑维桓、何忠、罗通、徐瑢，给事中柯暹俱左官交址”，兵部尚书方宾因反对其北征劳民，迫于压力而自杀身亡 ，对于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、杨士奇、黄淮、夏原吉等，也都曾经因忤逆其意，或遭人弹劾而被下狱。

当然最要紧的还是重用宦官。

尽管明成祖并行厂卫，广泛地使用特务刺事，出现了宦官作威作福、凌驾于大臣之上的现象，但由于明成祖威柄自操，刚果有为，特务们并未作恶太甚。

例如永乐西年五月，一个宦官“以私财寓外人”，明成祖随即予以严惩，并敕各衙门卫士，宦官“出入之际，遵旧制严搜”。

一个宦官私役工匠，明成祖遂命锦衣卫将这个宦官逮治。

但随着明成祖之后的明代统治者权威减弱，或懒怠国事，便对宦官集团日渐倚重。

明太祖曾规定，宦官不得读书识字，自明宣宗时起，设内书堂隶属司礼监，“宣宗设内书堂，选小内侍，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，遂为定制。

用是多通文墨，晓古今，逞其智巧，逢君作奸。”为司礼监权力的提高提供了文化保障。

这种现象在明英宗朱祁镇在位的正统时期凸显出来，据正统以来的历史发展来看，先后出现了王振、汪首、刘瑾、魏忠贤在朝中弄权的局面。

朱祁镇：“我那是被忽悠了。”

朱厚照：“我那是想夺权的，毕竟被老爹送出去不少！”

朱由检：“他己经被我杀了。”

永乐时期，派宦官出任监军、镇守虽还属个别现象，但自从正统时期，己不再局限于监军、镇守，而是深入到地方生活的各个角落。

如史载：“正统以后，则边方镇守、京营掌兵、经理仓场、提督营造、珠池、银矿、市舶、织造，无处无之。”

明代曾几度出现宦官权倾朝野、持政弄权的政治局面。

可以说，自朱棣任用宦官参政开始，加之后世君主对宦官的培养与放任政策，明代宦官势力的膨胀，乃至干政乱政，己成为必然趋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