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六章 走私（一）

往后几天里，他天天骑马赶路，大腿内侧伤口结痂又磨破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却只能在夜里咬牙上药。一路上，车队碰上城镇就住客栈，没地方落脚就找片空地搭帐篷，就着冷水啃干粮。十多天下来，朱善林骑马越来越熟练。

终于，在第十三天，广州城高大的城门隐隐约约出现在众人眼前。不过车队却没有入城，连城门都没有靠近，而是绕过广州城径首去了虎门。只有朱善林与高光二人，带着几个护卫队的精悍人手悄然进了广州城。

那车队为何不进广州城呢？其实原因也简单 —— 不过是不想受广州十三行的盘剥罢了。虽说朱家的货物中，确有一小部分会通过十三行交易，但那终究只是少数，大部分货物都另有通路。

因为在清朝时期，“一口通商” 政策将对外贸易口岸限定于广州，国内普通商人被严令禁止与外商首接交易，所有进出口贸易均需通过广州十三行这一特殊商业团体完成。

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，普通商人如果想出口货物，需要经历一套繁杂且充满限制的流程。首先，商人要将货物运往广州，抵达后需向十三行登记报备，由行商查验货物的种类、数量与品质。

接着，行商根据自身判断，为货物估价，此估价往往远低于市场真实价值。货物被认可后，行商着手安排报关事宜，普通商人需承担名目繁多的税费，包括正税、附加税、规礼银等。

报关完成，行商再与外商接洽，商议价格与交易细节，整个过程中普通商人只能被动等待，无权参与议价。交易达成后，货款也需经由行商之手转交给普通商人，行商还会从中扣除一定比例的佣金。

其实广州十三行并不是指有十三家商行，“十三” 更多是约定俗成的称呼，商行数量在不同时期有所增减。历史上较为知名的有怡和行、同文行、广利行、义成行、天宝行等。

怡和行由伍秉鉴家族经营，在其鼎盛时期，伍秉鉴不仅在国内积累了巨额财富，还涉足海外投资，与东印度公司等外商保持密切往来；同文行的潘启官家族同样实力雄厚，其商业网络遍布海内外，在茶叶、丝绸贸易领域颇具影响力。

十三行还凭借官府赋予的垄断地位，牢牢把控着定价权。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，行商们肆意操纵价格。以景德镇的瓷器贸易为例，当地窑工精心烧制的精美瓷器，普通商人将其运至广州后，行商会以 “市场行情不佳”“品质有待商榷” 等理由大幅压低收购价。

如一套成本价在 50 两白银的青花瓷餐具，行商给出的收购价可能仅有 15 两。待行商将货物转售给外商时，却能以 80 两甚至更高的价格成交。丝绸贸易亦是如此，湖州的丝绸商人辛苦织就的上等绸缎，在十三行的操控下，利润被无情剥夺。

十三行对普通商人的盘剥手段多样且残酷。除了价格压榨，各类苛捐杂税如同沉重枷锁。“规礼银” 是外商船舶进入广州港时需缴纳的费用，这笔费用名义上由外商承担，实际上最终会转嫁到货物价格中，普通商人作为供货方，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。

还有 “行佣”，行商以提供交易服务为由，按货物交易额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，通常在 3% - 5%，看似比例不高，但在大宗商品交易中，这一费用数额巨大。

此外，货物在仓储过程中，行商还会以保管、维护等名义收取高额费用。若普通商人稍有不满或反抗，行商便会利用官府赋予的权力，对其进行打击报复，如拖延交易、扣押货物，甚至勾结官府取消其经营资格。

在十三行的层层盘剥下，普通商人的利润所剩无几。福建的茶商，从茶叶种植、采摘到加工，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历经艰辛将茶叶运到广州，本期望能获取一定利润改善经营、扩大生产。

然而，经过十三行的 “洗礼”，扣除各项成本和被盘剥的费用后，最终所得利润仅够维持基本生计，根本无力进行技术革新或拓展销售渠道。许多中小商人在这样的困境中，逐渐走向破产，传统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。

被盘剥走的利润，主要流向了三个群体。首当其冲的便是十三行行商。伍秉鉴的怡和行，通过垄断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。他在广州拥有豪华的宅邸和大量商铺，生活奢靡程度令人咋舌；其家族还涉足金融领域，开设钱庄、票号，进一步扩大财富版图。

潘启官家族的同文行，同样依靠贸易暴利，购置大量田产，在国内多地开设分号，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业巨擘。

其次，清政府的各级官员也是利益的瓜分者。广州海关监督作为负责对外贸易监管的重要官员，拥有极大的权力。行商为了维持自身特权，需定期向海关监督行贿，数额巨大的 “孝敬银” 成为海关监督的重要收入来源。

地方督抚等官员，也会以各种理由从十三行的贸易中分得一杯羹。他们利用职务之便，为行商提供便利，同时索取高额回报，形成了一条紧密的利益链条。

此外，外商也在这场利益分配中获利。东印度公司等西方贸易团体，与十三行行商相互勾结。外商通过行商压低中国商品的收购价格，同时抬高其本国商品的销售价格。

例如，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的鸦片，在印度的生产成本极低，但通过十三行的渠道进入中国后，价格飙升，巨额利润被外商和行商共同瓜分。

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下，普通商人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，为了寻求生机，一些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走私这一非法途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