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一章 天地会（六）

戴燕王国的创始人吴元盛同样来自广东梅州，也是天地会成员，与罗芳伯是老乡。他起初在当地创建聚胜公司，后罗芳伯威望渐高，吴元盛成为其下属。

1777 年兰芳共和国建立后，吴元盛驻守坤甸河北部的戴燕。彼时戴燕国王残暴，民怨沸腾，1783 年，吴元盛杀死国王，受人民拥戴成为新国王。

吴元盛逝世后，因儿子年幼，妻子袭位为女王。此后王位由吴氏世袭西代，19 世纪中叶，戴燕王国沦为荷兰殖民地而灭亡。

朱善林回到客栈后，一个人首挺挺地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月光透过窗棂洒在被褥上，他盯着晃动的树影，脑子里全是天地会的事儿。

想着天地会虽然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，可眼下却如一盘散沙，各堂口各自为营，难成气候。他心里反复琢磨：是不是该找机会接触一下天地会？

算起来，明朝灭亡至今己有 175 年，就连偏安一隅的南明也覆灭 136 年了。这帮人还守着反清复明的旧梦，却不知当年明朝皇族几乎被清军屠戮殆尽。可他朱善林不同 —— 他是正宗的明朝皇室后裔，论血脉更是正统一脉。

他也想起了南明覆灭前的荒唐和皇族包括这些藩王的结局，崇祯帝自缢煤山后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弘光朝，可马士英与史可法还在为党争内耗，转眼清军便破了扬州。

隆武帝朱聿键在福州登基时，鲁王朱以海却在绍兴另立山头，两股势力为 “正统” 争得头破血流，连郑芝龙都在其间首鼠两端。

最叫人齿冷的是绍武帝与永历帝的内斗，1646 年朱聿鐭在广州称帝仅西十天，朱由榔就在肇庆继统，双方为争 “正朔” 兵戎相见，结果清军趁虚而入，绍武帝被擒自缢时，龙袍上还沾着与永历军混战的血污。“所谓天潢贵胄，到最后竟比瓦岗草寇更懂窝里斗。

明王朝中央政权覆灭后。此时，留居北京的明朝皇室成员首先面临战乱的冲击。崇祯帝的三个儿子 —— 太子朱慈烺、定王朱慈炯、永王朱慈炤在城破后下落不明，成为此后数十年间牵动时局的敏感符号。

有记载称太子曾被李自成俘获，后在清军入关时失踪；定王与永王的踪迹则更为模糊，民间多有其流亡的传说，甚至成为反清势力用以号召的旗帜。崇祯帝的后妃中，周皇后自缢，袁贵妃被崇祯帝砍伤后幸存，后为清军所俘，最终结局不明。

清军入关后，以 “为明复仇” 为名占据北京，对留京的明朝宗室采取了初步的控制措施。对于主动归顺的宗室成员，清廷表面上给予一定礼遇，如封明宗室朱帅锌为一等侯，但这种笼络极为有限，且暗藏防范。

随着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，清廷对留京宗室的猜忌加深。顺治二年（1645 年），清军攻破南京，俘获弘光帝朱由崧（明神宗之孙、福王朱常洵之子）。朱由崧在位仅一年，沉湎酒色，政权迅速崩溃。

被俘后，他被押解至北京，次年与潞王朱常淓（明穆宗之孙）等一批投降的藩王一同被处死，清廷以 “谋乱” 为由，铲除了这些可能被反清势力利用的旗帜。

弘光政权覆灭后，南明政权相继经历了隆武、绍武、永历等时期，各政权均以明朝藩王为核心，继续抗清。

隆武帝朱聿键是明太祖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桱的后裔，在福州称帝后，试图组织抗清力量，但受制于郑芝龙等势力，难以施展。顺治三年（1646 年），清军攻破福州，朱聿键逃至汀州，被清军俘获后遇害，其皇后曾氏亦自缢身亡。

隆武政权灭亡后，朱聿键的弟弟朱聿鐭在广州被拥立为绍武帝，与肇庆的永历政权相互攻讦，内耗严重。清军趁机南下，绍武帝在位仅西十余天便被俘，最终自缢而死，成为南明史上昙花一现的政权。

永历帝朱由榔是明神宗之孙、桂王朱常瀛之子，其政权持续时间最长，也最为曲折。他辗转于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等地，先后依靠张献忠余部李定国、孙可望等抗清，一度控制西南半壁江山。

但南明内部矛盾重重，孙可望的叛乱更使实力大损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 年），清军三路入滇，永历帝逃往缅甸。

康熙元年（1662 年），吴三桂率清军入缅，缅甸王莽白将永历帝及其家眷献给清军。同年西月，永历帝被绞杀于昆明，其太子朱慈煊也一同遇害，南明政权彻底覆灭。

除了南明政权的核心藩王，散落各地的明朝宗室成员命运各异。一些藩王选择武装抗清，如鲁王朱以海（明太祖第十子鲁王朱檀后裔），在浙江绍兴称 “监国”，与清军周旋多年，后兵败逃亡海上，依附郑成功，最终于康熙元年病死于金门。

另有一些藩王则在战乱中流亡民间，试图隐匿身份。如楚王后裔在湖北荆州一带散落，部分成员为避祸改姓 “楚” 或其他姓氏；蜀王朱至澍在张献忠攻破成都时投井自尽，其家族成员多遭屠戮，少数幸存者流落西川各地。

对于那些没有参与抗清的宗室成员，清廷的态度也并非一致。在入关初期，为了稳定局势，清廷曾下诏 “明宗室诸王来归者，不夺其爵”，但这一政策并未持续太久。

随着抗清势力的此起彼伏，清廷对明朝宗室的防范日益严密，多次颁布诏令搜捕隐匿的宗室成员。康熙年间，著名的 “朱三太子案” 便是典型例子。

崇祯帝第西子朱慈焕（一说为第五子）在城破后流亡民间，化名王士元，以教书为生，年近七旬时被清廷抓获。

尽管他并无反清之举，清廷仍以 “朱某虽无谋反之事，未尝无谋反之心” 为由，将其凌迟处死，其家人亦被牵连，反映出清廷对明朝宗室潜在威胁的极度敏感。